周恩来逝世前,为何专门叮嘱修改这个人的《辞海》条目? – 关山远

周恩来逝世前,为何专门叮嘱修改这个人的《辞海》条目? | 关山远
首发:7月26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草地周刊 作者:关山远(新华每日电讯专栏作者) 1975年年末,周恩来总理饱尝病魔糟蹋,生命之火日渐弱小之际,他嘱托秘书去办了一件事:在《辞海》上,给一个人的条目加上:“他终究参与了共产党”。 由此,一个湮没了近半个世纪的隐秘得以揭开。 这个人,名叫杨度。此前,他一向被绑在拥立袁世凯称帝的前史羞耻柱上。 杨度 杨度的中共党员身份之揭晓,源于1978年7月30日《公民日报》上发的一篇文章《难忘的回忆》,作者是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,他撰文思念周恩来总理,其中有这么一段: “爱戴的周总理在去世前几个月,有一天,派秘书来告知我:当年袁世凯称帝时,‘筹安会六正人’的第一名杨度,终究参与了共产党,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。总理说,请你告知上海的《辞海》编辑部,《辞海》上若有‘杨度’条目,要把他终究参与共产党的事写上。” 同一年9月6日,《公民日报》刊登了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文章《关于杨度入党问题》:“杨度确是党员,确是同志。”相同在这一版,还刊登了夏衍的文章《杨度同志二三事》。 《辞海》修订了杨度词条: 杨度(1874-1931),近代湖南湘潭人。字皙子。王贻运学生,留学日本。1902年(光绪二十八年)与杨笃生等创刊《游学译编》,后为清政府出洋调查宪政五大臣起草陈述,任宪政编查馆提调。1907年主编《我国新报》(月刊),建议实施君主立宪,要求清政府举行国会。辛亥革新迸发后,受袁世凯指派,与汪精卫安排国务共济会。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下一任参政院参政,次年与孙毓筠、严复、刘师培、胡瑛、李燮和安排筹安会,策划康复帝制。袁世凯死后被通缉。后倾向革新,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拘捕前后,他曾多方解救。晚年移居上海,参与我国互济会及其他前进集体。1929年秋参与我国共产党,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作业。 “翻云覆雨”与“苦苦求索” 常人看来,杨度之“奇”,在于他的“重复”。 但研讨者以为,杨度并不是一个“翻云覆雨”之人,偏偏,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。研讨者张晶萍指出,杨度并非一个翻云覆雨、道德品质损坏的小人,他的一些挑选之所以让人侧目,往往仅仅由于他作为墨客的固执罢了。 今人不能逾越特别的前史阶段去点评一位置身当年前史之中的人,袁世凯对杨度有知遇之恩,杨度对他寄予厚望。唐浩明在小说《旷代逸才杨度》中提到,即便是秉承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古训,杨度也甘愿为袁世凯奔走,更何况袁世凯让他看到了“君宪救国”期望:变老迂腐的我国,实施君主立宪,可望平稳地走上民主富足的现代化之路。仅仅,他的挑选,已逆年代大势,一时声名狼藉,在所难免。 事实上,其时对袁世凯寄予厚望的人,不在少数。学者谢本书所著《蔡锷大传》中,就写了蔡锷也从前是袁世凯的坚决拥护者,他在从云南赴京任职时曾对部下表明:“现在总统袁世凯,原是咱们的政敌,戊戌那年由于他暂时告密,咱们的师友,有的死、有的逃,现在想起来,犹有余痛。但衡量我国现在的形式,又非他不能保持。我此次入京,只需蠲除前嫌,协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。”蔡锷乃至表明:“袁是我国的一个人才,能把我国治理好。”袁世凯称帝后,蔡锷才打消了对他的梦想,弯曲回到云南,举起义旗。 蔡锷在变,杨度其实也在变。一个如此聪明而又自傲的人,在巨大的失利面前,不行能不反思。唐浩明在《旷代逸才杨度》中,写了袁世凯死后,杨度去湖南浏阳拜谒谭嗣同墓地,看到谭嗣同死后所受的爱崇,想到自己孜孜以求却担负一身臭名,不由失落备至,痛定思痛。夏衍也写道:“至少在他晚年,我以为他却是很长于自我剖析的。他对我说过:‘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,一是辛亥革新时,我回绝和孙中山先生协作,说黄兴可以和你(指孙中山)同事,我可不能和你协作,对这件事,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差错;二是我一向排满,但我不相信我国能实施共和,建议我国要有一个皇帝来控制,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,我才改动了主意。’” 1917年6月,张勋率5000“辫子兵”进入北京,拥护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。这场闹剧只继续了12天。清廷曾一度约请杨度入京参与,但出人意料的是,杨度坚决回绝,并通电痛斥张勋和掺和其间的康有为:“所可痛者,崇高之君宪主义,经此牺牲,永无再会之日。度悲伤失望,更无救国之方。从此披发入山,不肯再闻世事。” 与其说他“翻云覆雨”,不如说他在“苦苦求索”。研讨杨度,不行疏忽的是:他始终是一个爱国者,由于爱国,而苦苦寻觅救国之路。要知道,“若道中华国果亡,除非湖南人尽死”这句名言,版权所有者是杨度。 杨度之女杨云慧总结得很好:“一个爱国主义者所走过的路途,并不都是那么简略的,有的乃至十分弯曲。可是,只需他诚心爱国,即便像我父亲那样固执的君主立宪派,终究仍是捐弃了成见,投身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了。” “要想救我国,我看只需共产党才干做到” 杨度思维的更大改动,发生在李大钊牺牲后。 李大钊对杨度影响很大,让他开端触摸马克思主义。1927年,李大钊被捕。为了解救李大钊,杨度四处活动,极力斡旋。陶菊隐的《六正人传》中,具体写了这一进程。李大钊牺牲后,杨度沉痛不已,为他坚持真理、舍生忘死、为革新牺牲的巨大精力所感动。他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,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,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,将所得金钱悉数用来救助死难者家族,留下了“毁家纾难”的美谈,也激发了他参与我国共产党的崇奉,迎来了人生最严峻的改动。 杨云慧回忆说:“有一次谈到国家大事时,父亲颇有感受地说:‘要想救我国,我看只需共产党才干做到。’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,也是第一次听到父亲说这样的话。”杨度入党的1929年,正值大革新失利后,我国革新转入低落。夏衍回忆说,有人由于杨度入党而嘲讽他投机,“他曾对我说:‘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分入党的,说我投机,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。’” 学者谢春涛把杨度入党的前史,录入进了《入党——40个人的崇奉挑选》一书。读他们的入党阅历,会想到一个词:“异曲同工”。他们各自身世不同,教育不同,阅历不同,在国家民族危如累卵的漆黑年代里,在各种思潮、各种主义、各种党派纷繁复杂的布景下,他们从前挣扎、徘徊、困惑,他们苦苦寻觅,上下求索,乃至阅历了一次又一次失利,终究挑选了共产主义崇奉。 今日读起夏衍的《杨度同志二三事》,可以回答许多关于杨度的疑问: “杨度由闻名保皇党一变成为共产党,岂非咄咄怪事?其实也不怪。人总是会变的。杨度所在的年代,是风云变幻的年代,光绪皇帝要变法,失利了;民国成立了,从床底拉出个黎元洪当总统,也失利了。孙中山当了总统,北洋军阀又闹得不行开交,又推给袁世凯来做。袁世凯做总统还觉得不过瘾,又做了皇帝,终究仍是失利。变来变去,我国仍是在帝国主义、军阀割据的水火之中中。杨度目击或参与了这些活动,总算毫无出路,他是深有感受的。” 杨度以写挽联著称,病逝前,他给自己写的挽联是:“帝道真如,现在都成过去事;匡民救国,继起自有后来人。”杨云慧感叹说:“父亲的终身,为了爱国救民,走了不少崎岖的路途,挨过不少讥讽嘲骂,跌倒了又爬起来,终究总算找到了真理,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抢救我国的仅有指针。从此,父亲就抛弃了全部旧观念,毁家纾难,不畏危险,不怕牺牲。” 今日,在上海的宋庆龄陵寝,能看到杨度的墓地。杨度墓是在1986年重修的,其时现已年近九旬的夏衍没有参与典礼,但他写了一篇《续杨度同志二三事》,特地托人送到上海。 他写道:“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地沉沦下去,也可以领会而来一次腾跃,杨度同志的腾跃是可贵的,他心安理得地为公民做了许多有利作业,所以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今后,还有这么多人在思念他,对他的终身作了公平的评说。” 站在镌刻有“杨度同志”的石碑前,可以站很久很久。时刻浩荡而过,前史如此逼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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